论公理为何并非任意。
这是《参物之义》系列的第四篇。《论形式》论证过，进入一种形式上的约束，会打开一个其他路径够不到的内在善的空间。《论公理》陈述了一条唯一的结构性条件，把参物定义为一种形式，并推出这种形式被接受之后该有的样子。但还剩一个问题。在所有可以用来定义一门手艺的结构性条件里，为什么是这一条？为什么要把一切押在刃口的锋利上？如果每一种形式都同等有效，那这个选择就是任意的，参物也不过是众多游戏中的一种，彼此之间除了品味之外没什么可区分的。
它不是任意的。原因就坐在正读着这一句话的那具身体里。
· · ·
2015 年，Sonia Harmand 带领的一支团队，在肯尼亚 Turkana 湖西岸的 Lomekwi 报告了当时已知最古老的石器。它们有 330 万年历史，比人属 Homo 最早的化石还要早五十多万年。制作者还不是人。他们是一种更早的早期人族，具体分类至今还在梳理。那些工具很简单：打下来的石片和它们的石核，被加工出切削用的边缘。但它们是被有意制造出来的，出自已经明白"用特定方式让一块石头击打另一块，能留下本来没有的一道锋利"的那种存在者之手。
人类与锋利的刃之间的关系，比人这个物种更古老。等到大约三十万年前 Homo sapiens 出现时，石器在我们的祖先和它们的近亲手里已经连续地被制作了约三百万年。别的技术来过又去。受控用火的年龄要小得多，装柄武器也是。陶器、农业、编织、车轮、文字、植物和动物的驯化，这一切按数量级都更晚。在整段塑造人属的形成期里，刃是我们祖先与世界之间最核心的那项技术关系。
这不是一个关于手艺承继的事实。这是一个关于自然选择压力的事实。
· · ·
看人手，尤其是可对生的拇指和它与其余指尖的关系。拇指与食指之间指腹对指腹的精确握持，是其他类人猿可以接近但匹配不了的。黑猩猩可以抓。但它没法把一件小小的锋利物稳稳地夹在拇指和食指之间，再沿一条精确的路线施加受控的力。人手可以。
解剖学家记录现代人手与黑猩猩手之间的差异已经一百多年了。长而可对生的拇指、手指骨节之间的特定比例、末端指骨的形状以支撑宽阔的指腹、为了让指腹对指腹握持在力学上更高效而重新取向的关节面：每一条变化都把这只手在精细操作上的能力延伸到祖先那只手够不到的地方。Mary Marzke 的工作塑造了这个领域。她论证说，这一整套变化，指向的正是熟练的工具使用；而在所有熟练的工具使用里，指向的又是对打制石器的操作。此刻正捧着这份纸或者屏幕的那只手，是数百万年里为"锋利的刃所要求的那些操作"而被筛选塑造出来的。
· · ·
手的控制在神经学上是昂贵的。Wilder Penfield 在 1940 年代绘制的运动皮层小人显示，运动皮层里分配给手、尤其是指尖的那片区域，比分配给整个躯干加双腿的区域加起来还大。指尖得到的那份皮层代表，远远超出它们本身的尺寸比例。这不是一个比例缩放的意外。这是一个物种，在漫长的演化时间里对手部精细运动控制持续下重注之后，大脑该有的样子。
Dietrich Stout 是一位用神经影像学研究石器制作的考古学家。他的研究显示，熟练的打石头调动了若干脑区，这些脑区参与的是层级规划、序列控制，以及（出乎意料的）语言处理。工具制造的认知架构和语言的认知架构之间的重叠程度之高，让一条可信的研究路线已经开始严肃考量它们共同演化、共用同一套底层神经基础的假设。这个假设的强形式是否成立还不一定，弱形式没有多少争议。制造一把锋利的刃并把它用好，是我们这一支系很长一段时间里认知上要求很高的工作，大脑也把这件事显了出来。
· · ·
还有一个观察值得停下来看一看。人类学家记录了历史与民族志记录里数以千计的人类文化。不是每一种都发展出了陶器。不是每一种都发展出了农业、编织、车轮、冶金、一种可辨认的烹饪形式，或者书写系统。这些东西都常见，但不普遍。锋利的刃是普遍的。古今已知的任何一种人类文化，没有一个不制造并使用锋利的刃。这是人类学里最接近"跨文化技术常数"的一项。
这样一种普遍性本身不构成生物学嵌入的证据。但如果底层能力是生物学的、表面表达是文化的，这正是人们会预期的图景。当这种人类学普遍性压在前面说过的解剖学特化和神经投入之上，三条观察就汇在了一处。
· · ·
上一篇所定义的那种形式，不是发明，也不是复兴。它只是把身体本来就为之而生的那种参与方式，明确规定了出来。
这改变了"进入"这件事的性质。一个在考虑要不要进入参物的人，并不是在考虑要不要采纳一门异域实践。他考虑的是要不要动用自己这只手本来就具备、却还没有用好过的一种能力。这一差别很关键。别的手艺也是真正的手艺，各自有真正的内在善，一个人在其中任何一门里都能过得很好。但参物在它的形式所结构性产出的那些东西之上，还多出一层：身体认得这种形式。
Juhani Pallasmaa 在 The Thinking Hand 里写过那种具身的知识，它在手与一份有抗性的材料之间进行精细工作时浮现出来。这份知识不储存在语言里，也没法靠读取回来。它在手被给了"做那类合适的工作"的合适条件的那一瞬，就已经备在那里。Pallasmaa 的论点是现象学的；Marzke、Penfield、Stout 以及人类学普遍性给出的论点是生物学的。两方从不同方向汇到同一个观察上。
一个初学者第一次用一把真正锋利的刨子从一块木头上推出一片干净的刨花，他的反应不是文化的。是身体的。连从未做过木工、对手艺毫无成见的人，在那一瞬也会静下来。手接到了某种东西，而手知道它接到了什么。这不是浪漫的说辞。这是人类学家的普遍性和神经科学家的皮层小人，在一个人的工作台前私下出现时的样子。
· · ·
到这里，地基已经打完。
《论形式》立住了一件事：形式是生发性的，不是限制性的；一项实践的内在善，只能从生出这些善的那个形式内部够到。《论公理》把参物定义为一种形式，并从公理推出实践。这一篇论证了公理并不任意：参物所命名的那种形式，与人类身体在数百万年选择中被塑造出来的那种参与方式，对得上。
产出这种能力的那条生物学弧线本身就有启发。它从刃起，到手，到大脑，再到叠加在前三者之上的那些特属于人的能力：传递、合作、共同劳作。系列的最后一篇要论证的是：这条弧线不只是物种的弧线。它也是在任何一个进入形式并留得足够久的人身上，沿传记时间尺度重演出来的那条弧线。那条本来为工具说出的公理，有第二次回转，指向使用者，再通过使用者指向他身处的那张关系之网。那第二次回转，正是形式最后要去的地方。
· · ·
《参物之义》
0 条评论